鲁迅说过，哪里有人口迁移，哪里就有租房问题。

　　其实，租房这件事自古有之，关于租房的喜怒哀乐，古今皆然。

　　今天，我们就来刷刷古代租房大V们的微博，一探一下他们的租房生活。

　　史上第一租客

　　史上记载最早租房的人，是尧时期的许由。

　　对，就是那位听说CEO要让位给他，就去河边洗耳朵。

　　据后人记载，许由帝尧之命，而舍于“逆旅”（逆旅，指的就是今天的旅馆）。

　　媒体不发达的年代，通讯基本靠吼，找房基本靠走。个中艰辛我们无法体会，可许由却放着荣华富贵不要，非要去租房。

　　除了太爱旅游，我想不到别的原因了。

　　租客中的颜值担当

　　我们来看一下最知名的租房代表人物，唐三藏。

　　据目击者称，这位有后台，高颜值的租房者，时常身穿袈裟，带3个保安，念一段freestyle：施主，贫僧自东土大唐而来，欲往西天拜佛求经，今日路过宝刹见天色已晚，想在贵地借宿一晚，化些斋饭。

　　就能住个民宿。难道不用给钱吗？可能是靠念经或者刷脸吧.......

　　唐宋时期：租房的烦恼盛行

　　初唐时期，租房还不算太难。到后面，情况就不一样了。

　　唐宪宗元和四年，寿州霍丘县，一位名叫王筠的仆人租住的房屋内“唯几案绳床而已”；北宋的大学士陶毂也记载过老百姓的拥挤生活：“四邻局塞，半空架版，叠垛箱笼，分寝儿女”——逼仄处丝毫不让当代群租房。

　　百姓租房窘境四起，官员也没好到哪儿去。

　　白居易32岁参加工作，在帝都处理政府文件，每月一万六千钱。但是他存了十年，也没能在长安买下一套房子，于是他选择在长安东郊常乐里租了四间茅屋，生活简陋。

　　不怪谁，古人租房的烦恼大约从唐宋开始盛行。

　　首先，人口的增加让市场价格不断攀高，租赁房性价比降低，人们难以觅得适合的住所。根据著名学者严耕望先生的估计，盛时的唐代长安城，常住人口175万多，若加计流动人口，至少增至180余万。

　　宋代的情况有过之而无不及，孟元老在《东京梦华录》中说，京城开封“以其人烟浩穰，添十数万众不加多”。

　　即便北宋汴京城内的房屋鳞次栉比，但仍满足不了当时众多人口的住房需求。

　　其次，房源不稳定。和现在一样，古代也有公租房。北宋“国家房管局”的名字叫做“店宅务”，那时很多在京官员没有私第，便去店宅务租房住。

　　官房可租，但数量有限。还有其他房源吗？ 唐宪宗曾规定：私人积贮现金不得超过五千贯。

　　这种奇葩规定，土豪的钱何处安放呢？哪里有压迫，哪里就有反抗，不让我有钱，那我买房出租总行了吧。这样一来，私宅也成为了古时租客们重要的房源。

　　此外，出租房的队伍中不能少了寺庙房产。寺庙房租低，环境好，是浪漫爱情故事的发源地。《西厢记》中的张君瑞就是租住在寺庙里，才和崔莺莺邂逅……

　　最后，黑中介的兴起增加了租房风险当时不少“牙人”（即中介），为谋取暴利，压低成本，以次充好者不在少数。

　　典房？租房？

　　潘石屹曾发过一条微博，说宋朝是个美好的时代，像武大郎那种低级小贩，连个铺面都没有，只靠挑着担子走街串巷卖烧饼，就能拥有自己的房子，而且还是两层的楼房。

　　其实潘石屹羡慕错了人，武大郎并没有房子，那两层楼房是租的。后来他卖了潘金莲首饰， “凑了十数两银子，典得县门前楼上下两层四间房屋居住。”鸟枪换炮，两间变两层了。

　　但是这不是武大郎买的房子，而是他典来的。“典”的级别高于“租”，是指一次性交付一大笔租金，从而获得相当长时间的居住权。

　　民国时期，房荒严重

　　鲁迅说过，哪里有人口迁移，哪里就有租房问题。

　　自从战争开始，上海作为租界，便成了避身的好去处。有钱人在租界的地皮上，买地租房，导致上海的房租和地价飞涨。

　　鲁迅就曾在《病后杂谈》中抱怨：“然而要租一所院子里有点竹篱，可以种菊的房子，租钱就每月总得一百两，水电在外；巡捕捐按房租百分之十四，每月十四两。单是这两项，每月就是一百十四两，每两作一元四角算，等于一百五十九元六。近来的文稿又不值钱，每千字最低的只有四五角……这样算下来，要把下月房租凑齐，本月得写30多万字，手写！颈椎病是好不了了。”

　　同样作为那一时期海归派的代表人物，胡适在1917年回国后被北京大学聘为教授。

　　当时胡适的经济收入还是非常可观的，有教授的薪水，还写文章、写书拿稿酬。但胡适却没有买房，而是选择租房居住。

　　无论哪个时代，房租都是生命中不可承受之重，只能说租房不易，且租且珍惜。